将二十世纪称作“科学的”世纪，应该说名符其实。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，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，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，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。难怪人们赞叹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！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几乎成为“真理”的代名词。然而，如何解释这种由科学笼罩的文化面貌，却始终纠缠着哲学家。科学本身的发展，也对传统的科学观念提出挑战，引起种种怀疑。譬如，科学权威的基础是什么？科学的本质是什么？科学精神是什么？科学的论断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理？科学有无局限性？所有这些问题，构成二十世纪哲学的主要论题，哲学似乎也以科学为轴心旋转。于是，科学哲学兴起，成为世纪的显学，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。法国哲学家巴什拉，就是这一哲学思潮的一个关键人物。尽管巴什拉生前未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，尤其在英语国家，但近些年，他似乎被重新发现，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他对科学和知识的精彩论述，不能不说底蕴深厚，独具只眼。
巴什拉一生关注的哲学基本问题是：科学的进步如何可能？可以说，他的整个哲学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。这种提问方式本身，足以表明他与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思想进路大相径庭。一方面，他以为科学史是研究科学理论的根本要素，逻辑分析的根源很难局限于某种静态的逻辑结构，明显偏离罗素与弗雷格开创的分析的科学哲学；另一方面，他对科学的知识形式充满信心，试图证明科学进步的客观性质，显然又不同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历史相对主义。因为在巴什拉看来，科学史并非经验的历史，并非建立在经验事实逐渐积累的基础上。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建构过程，其本质是理性关系的进步，其逻辑发展形式绝不会随着历史的偶然衰落而倒退。因此，科学发展的逻辑是一种“判断的历史”（judged history），必须依靠某种规范背景，必须借助当今的科学真理才能展开。现代科学的价值也就是科学史的价值。没有一劳永逸的科学史，每个新时代必须重新建构新的科学史，其逻辑发展结构则由抽象的科学程序决定。这也是巴什拉何以特别重视数学的理由。
按照巴什拉的理解，科学精神始终包含数学的内核。所谓“建构”，意味着科学理论或科学体系的建立，其基础既非前科学的直觉经验，亦非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，而是数学演算以及数学系统。科学只有凭借现实的数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。数学方法使科学独立，与哲学形成对照。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拒斥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，蕴含一种新的主客体关系。由于数学，前科学的给与（given）统统为理论所感染，不再纯粹；由于数学，前科学的天赋原则为公理所取代，不再至高无上。因此应该说，自然秩序是我们运用自己的技术手段插入的。建构过程和实验装置不仅建立科学理论的先天架构，而且也为科学提供了对象领域，因此驱逐了传统的主客体关系。在巴什拉眼里，根本没有笛卡儿意义上的科学基础。知识的确定性在于关系结构，依赖于科学群体的理论应用和理论实践，依赖于建构过程本身。
科学世界的独立自主也是相对常识世界而言的。前者关涉科学思想，后者则关涉前科学的日常经验，或想像。二者彼此对待，其间有一断层，即巴什拉所谓“认识论断裂”。这种断裂导致科学建构的每一步都是非连续的。不过，想像能力亦是理智生活的一部分，试图介入科学的抽象过程，形成所谓的“认识论障碍”。障碍的意义并非完全负面的。想像与科学的关系，就好像无意识与自我的关系，潜在地影响自我，却不属于自我。因此，巴什拉认为，科学思想与前科学经验之间的张力，属于客观知识的“心理分析”领域。这里深入科学精神的内部，触及科学建构与日常生活或文化传统观念之间的心理冲突。认识论障碍如同本我（id），有其内在结构。研究这种结构，是对客观的科学精神进行心理分析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认识论障碍不是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，仅从外部干扰科学的发展，相反，它们参与了科学的建构过程，构成反衬背景，突显科学理性的作用与历史。巴什拉以法国哲学家的独特视角和鲜明气质，早在二十世纪上叶，便为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开辟一条新的思路，颇有超凡越圣，独运匠心之气势。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，很难用简短的文字表述清楚。庆幸的是，最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《巴什拉传》，为我们理解巴什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途径。
关于巴什拉的传记，国内至今已经出版了两种。还有一种是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理性与激情》（弗朗索瓦·达高涅著，尚衡译）。目前这部传记是由巴利诺撰写的，其特点在于资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语言生动。洋洋40万字（《理性与激情》仅有4万字直接描述巴什拉），溯本求源，旁征博引，详细描述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。译者顾嘉琛教授和杜小真教授娴熟而流畅的译文，将活生生的巴什拉呈现给读者，让读者能够感受巴什拉跳动的思想脉搏，“随着巴什拉生活的变化而欢乐、悲哀或赞叹”（译者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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